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检验这一关于过去事实的陈述与某一现在时陈述是否融贯来判断它的真实性，在这个融贯的陈述集合中，其中的部分陈述可以通过与当下特定事实的符合获得直接验证，而其他部分只能通过看整个陈述集合是否融贯进行检验，获得一个弱意义的结论，因为其它陈述的真实性是在间接意义上获得验证的。
它表明国家从制度层面对农村治理模式作出了新的安排。有些村规民约关于处罚的规定直接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有些规定也不利于对村干部的监督和约束。
我国目前在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基本上是一种党委和政府推进型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民族地区的基层民主建设，建构现代乡村法治秩序，还有以下的问题亟待解决。这就需要解决传统宗族与现代民主法制建设之间的矛盾。许多村寨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上级工作队的帮助下甚至命令下建立的，没有群众基础或群众基础不牢固。一些地方的农村组织和干部之所以在处理农村村民的具体问题时，特别在处理农民之间的具体矛盾和纠纷时，往往"一推二拖三不管"，就是因为苦于村里没有制度作保证。
四是民族间许多纠纷的处理方式不当，引起了更多的纠纷，特别严重的错误处理在民族间产生了更大的矛盾和隔阂。民主文化要求村民具备一定的思想文化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开是司法民主本身的要求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而媒体的报道则大大增加了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而今，特里希法官终于宣布纽约州法的有关禁令违背了美国宪法和纽约州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条款，从而将迪阿罗案的法庭审理置于电视的镁光灯下因为审批制侧重于事前的监督，在准入的时候设置门槛，而备案制则侧重于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和企业的自律，这对于监管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例如，浦东新区在消防审批领域探索进行技术审批和行政审批相分离的做法，将消防中的技术审批转由审图公司承担，实践证明此种转变能够大幅度提高审批效率，并加强建设单位日常防火监督的责任意识，实践证明效果较好。摘要：在当前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改革中的核心问题往往体现为法律上的某种限制和障碍，改革的困局逐渐形成，亟需破解。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又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为全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对于相关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同样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员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部分性地先行制定行政法规。
三、加强市场监管、培育市场诚信必须建立全国性征信系统 征信，是指对市场参与者的信用或资信状况所进行的调查或验证，目的是消除或降低信用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情况。由于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特定范围，而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因此建立地域、行业分割的信用平台是无法发挥效果的，只能、也必须建立全国性的征信系统。[13] 杨小平：《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中国金融》2012年7期。[5] 马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求是》2012年第1期。
然而，在现行法律环境下，这种大市场、大监管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便是难以与全国范围内的既有模式相协调，从而影响了这一新型监管执法体系的运行效率，也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10] 陈家喜、刘王裔：《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大部制改革：模式与趋势——深圳、浦东、滨海的比较研究》，《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因为政府在进行事中事后监管时，对于市场主体信息的掌握并不全面，难以有效履行监管职能。就法治政府而言，在政府与法律的关系上，法律至上，政府活动只能在法律之内而不能在法律之外，只能在法律之下而不能在法律之上。
【注释】 [1] 叶国标：《浦东：二次创业：不需优惠政策》，《新华每日电讯》2005 年8 月31 日第 6 版。征信数据源覆盖面越广，其越能全面和真实地反映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
[11]构建一个有效征信系统，不仅是执法部门的迫切需求，也是市场主体的普遍需求。例如，从事信贷行业的企业都试图建立自己的征信系统，但是难以完成，因为企业的信贷信用记录主要依靠央行的征信系统，而央行的征信系统也仅仅包含了银行信贷信息，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和一些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息则还未纳入。
[1]因此，浦东新区的开放开发经验被学者总结为浦东模式。在大部门制的基础上，将区工商分局、质监局、食药监分局整合为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构建大市场、大监管的新型综合监管执法体系，将原有按照生产、流通、消费环节划分式监管改为以对象为中心实施一体化监管，变环节分段监管为对象整体监管。部分业态虽然在负面清单以外，但却与现行法律明显冲突，被现有法律明令禁止（如文物拍卖行业）或明确规定需要审批（如典当行业），面对此类法律冲突带来的问题，仅仅采取备案制根本无法解决。三是随着浦东新区金融、行政、对外开放等改革的不断深化，超出现行法律法规范围或与现行法律相抵触的情况在所难免，需要及时处理好改革创新与依法行政的关系，确保改革积极稳妥推进。就市场主体而言，在交易前知悉交易相对方的基本信息和诚信状况，才能够作出正确判断，避免交易风险。从为银行服务开始，逐渐向社会其他行业和个人开放。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领域专业分工的不断深化，在浦东新区大量涌现出了具有交叉、融合特征的新业态、新模式，并迅速成为服务经济、创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原有的政府管理和政策却往往无法适应这些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需求。如何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改革的先行先试，便需要找准改革的空间。
四是存在着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可以开展的新业态，暴露出了法律真空的问题。该公司在具体运作中，遇到了企业性质认定、运输资质取得、外汇支付、授信担保等系列难题，最后通过浦东新区积极争取相关主管部门的支持才逐一解决。
宪法具有最高权威，是全国人民根本意旨的体现，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针对上述四类瓶颈问题，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有两种具有可行性的解决的思路： 一是通过进一步扩大地方立法权范围来释放改革空间。
[11] 林钧跃：《社会信用体系：中国高效建立征信系统的模式》，《征信》2011 年第 2 期。根据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符合国际惯例的、完整的征信数据源主要来源于公安、街道、单位、税务、工商、银行、证券、保险、司法、医院、公共事业收费单位、商家等十几个部门以及消费者本人，这些部门或个人都是征信的数据源，征信机构必须向这些部门或人员进行收集，才能获得完整、准确的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资料。当然，严格地讲，在法律上并不存在政府的先行先试权这样一种权利——虽然这种先行先试甚至被认为是浦东新区的优先权或特权。因为这种模式虽然在浦东新区范围内打破了部门壁垒和部门封锁，有利于集中和整合资源，有利于人、财、物等集约使用，有助于降低协调成本，并能形成工作合力。
那么，在当下法制基本健全、建设法治政府的法治中国时代背景下，如何理解改革中政府的先行先试与依法行政的关系，便成为浦东综改试验区乃至全国全部12个试验区甚至全国各级政府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6]如此不仅能够增强改革中先行先试措施的合法性，还可以借此将成功的经验在更大的范围推广开来。
鉴于上述情况，国务院应当尽快推动全国范围内征信系统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工作，尽快整合分散在各部门的数据库，明确主管部门、权力主体、信息搜集、信息种类、查询条件和等级、信息授权、信息保护、权利义务责任等法律事项，完成建立全国统一征信系统的任务。例如，要对某种产品进行有效的监管，需要从原材料来源、生产加工、终端销售、售后服务的全过程进行监管，而这却可能属于不同部门的职责。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2] 参见曾刚、赵建吉：《上海浦东模式研究》，载《经济地理》2009年第3期。
而凡是涉及到需要监管部门责任承担的情形，各个主管部门则互相推诿，谁也不愿承担责任，相互踢皮球，由此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引发老百姓的怨言，造成政府不作为的印象。就自贸区而言，随着改革的深入，同样存在负面清单调整问题，即一旦发现负面清单范围过大，准备进一步缩小，应采取何种法律程序来解决的问题就会浮现。关键字：综合配套改革。二是法律法规没有禁止性规定、实施起来有利于改革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措施，也可以大胆尝试。
长此以往，就出现了执法上所谓九龙治水的情况：凡是能够设置审批门槛和行使处罚权的事项，各个部门便争相抢夺，轮番监管，使市场主体疲于应付，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应付过度的监管，甚至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的腐败行为。同时，完善市场监管领域的行政审批和综合执法，实行一门受理、一窗办理、一套文书审批，实行一支队伍综合执法，以此形成更加扁平高效、监管有力的新型监管执法体系。
所以，必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改革程序，成熟的改革经验可按程序上升到法规和法律，用法制巩固改革成果。征信系统 上海浦东新区一直以改革者的姿态出现在国人面前，并为国人所熟知，这源于浦东新区建立伊始，便承担着改革试验的任务。
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公民为重，法治政府只能实现和保障而不能违背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进入专题： 综合配套改革 先行先试 立法权 综合监管执法 征信系统 。
